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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语境下，《我的姐姐》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自我书写

原标题：商业化语境下，《我的姐姐》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自我书写

作者：椰子树

“结局是这样，电影的意义是什么？”

“主题先行的宣泄之作。”

“关于女性的议题，在艰难中层层展开，现实照应进电影又折回现实，真的不容易。”

《我的姐姐》在上映之后，口碑呈两极化分布。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女性题材电影，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站在电影本身，它希望吸引观众，站在女性电影的角度，它又需要毁灭快感。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困境。

在这样的困境之上，创作者需要在时刻警惕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叙述，这件事在任何时候都很艰难。

那么朱安禹，《我的姐姐》讲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好故事，雪萤乐队影片的最终意义是呈现还是指导，这类女性电影能否依赖于商业化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些，是数娱今天试图探讨的议题。

这是不是一个好故事

先说结论：《我的姐姐》算得上1）单横坡构造将引发腹板低的1侧剪力滞系数增大是一个好故事。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导演、编剧，都是女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会是一部女性特质极其浓厚的电影，也只有这样一群女性创作者，才能够如此细致、尖锐地刨析出赤裸的现实，在知悉这个前提之后，再去分析电影的创作和表达，会更有方向性。

《我的姐姐》中描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姐姐安然的出生让父母一直希望再生一个儿子，甚至逼迫安然装瘸来获得二胎许可。但直到安然上大学后国家开放二胎，父母才背着安然生下了弟弟。而后为了让安然能够离家近、早点赚钱，父母把她的高考志愿从北京的医药专业改成了省内的护理专业，从那时开始安然与家里的关系僵化。

正当她工作两年后准备脱产学习去北京上研究生时，父母发生车祸双亡，只留下了素未谋面的弟弟，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她应该背负起照顾弟弟的。

影片的明线故事是姐姐安然一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膨胀、社会老龄化及保健意识的增强边准备着去北京上研究生，一边帮弟弟找领养家庭。暗线故事则是安然所需要面对的伦理困境和个人困境。

那么这个故事好在哪儿？

编剧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哪里来”是她关注家庭议题的核心。影片中对于安然诸多切面的描绘，也是在告诉观众，她从哪里来。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创作源头，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安然成为“樊胜美式”的人物。

观众所了解到的樊胜美，深受原生家庭的侵害，并且可能终身都摆脱不了。但观众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也不知道她曾经面临过什么样的选择。相比于樊胜美这种“结果型人物”而言，安然的形象是更扎实、立体的。影片通过她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对她进行了平缓而细腻的刨析，同时这场刨析下暗含着许多矛盾。

例如你可以看到，所有亲戚都觉得她应该带着弟弟生活。但下一秒，舅舅会为了保护她，冲上来跟人拼命，姑妈会为了她和陌生人在医院门口手脚并用地吵起来。她生活中是有温暖的，但同时她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具体的，很矛盾，也很现实。

影片还用了许多的手持镜头来拍摄，轻微的手持摇晃，正是真实又不受控制的现实连州体现。

有些评论说，剧情都是意料之内，什么地方即将煽情了，什么地方该哭了，似乎被电影的这种套路安排的明明白白。

但是，这正是因为电影中写的那些经历是基于受众常识而构建起来的，没有人能说这种意料之内是好还是不好。

除了对外部环境的刻画极其细腻之外，《我的姐姐》中的角色人设，也非常饱满落地。

首先是“姐姐”这个形象，电影里有两个，一个是安然，一个是安然的姑妈。两代姐姐，两种价值观，但又有共通之处，相互对照。

姑妈当年把读书的资格让给了安然的爸爸，后来想去俄罗斯做生意，又因为安然出生了需要人带，于是只能折返。她看似习惯了家里的市井生活，其实内心是不甘的，但她这辈子只能这样了。直到安然的抗争，唤醒了封存已久的另一个姑妈。

有一场戏，两个人坐在一起吃西瓜，安然吃中间最甜的部分，姑妈吃剩下的。这是电影中难得的一场两人共处在一个平衡的画面里，有分享内心和故事的意味。

姑妈回忆起了那些往事，“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但她觉得安然有理由不和她一样，“套娃也不一定要一直套在一起”，她默许了安然放下弟弟去追求自己的人生。那场戏的能量是巨大的，两个代际的女性，一个说，一个听，互相都懂了。

另一个形象是“弟弟”，电影里也有两个，一个是安然的弟弟，一个是安然的舅舅。

他们同样都是被宠爱的弟弟，不可否认，他们是父权社会下的既得利益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无形中的“受害者”。

这里要结合着影片整体来说，首先《我的姐姐》不是一部通过强调性别上的二元对立来达到女性表达的电影，这也是说它好的原因之一。

《我的姐姐》原名叫“踢皮球”，寓意着安然的弟弟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片中有段情节是舅舅要收养弟弟，除了一些善意的原因之外，其实也是希望老了之后能有个儿子可以送终。

亲戚们看起来都一边倒的为了家里的这根“苗”而不同意将弟弟送养，但其实没几个人真的在意弟弟的死活。

而舅舅，从小到大是个被宠坏了的大小孩。这让他没有能力担责，成了父权社会下“靠不住”的那类男人。本着“传宗接代”的使命，他有了女儿，且深爱着女儿。

这份即使不靠谱但情真意切的爱对安然来说却是奢侈的。有一场戏是安然对舅舅说，“有时候真希望你就是我的爸爸”，但吊儿郎当的舅舅第一次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态，他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

舅舅是不被女儿所接纳的。他渴望这份亲情，但与生俱来的既得利益者身份让他学不会承担对女儿的，因此至今孤身一人，似乎也挺开心。但这种开心，不是真的幸福，他其实也没法从这种困境中逃走。

在数娱看来，这几个人物的刻画，是整个故事的灵魂。

这种细腻和真实让《我的姐姐》变得珍贵，就像一把观点尖锐的刀子放进了丰沛的情感中，暗潮汹涌。

结局是不是烂尾了？

杨紫琼目前《我的姐姐》的电影结局是备受争议的。

数娱可以理解许多女性观众在安然身上理想化的投射，她们愤懑电影这种看似“不痛不痒”且没有解决问题的呈现，她们感到失望，觉得没有看见“令人满意”的电影结局。

但一部女性题材电影，需要怎样才能“令人满意”？

《我的姐姐》将个人困境与伦理困境的探讨作为主线，涵盖了重男轻女、二胎、原生家庭、现代女性等诸多议题，但它不提供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

在导演殷若昕的概念里，她拍这部电影最本原的动力是在于她有一种作为女性的使命感。因为这种使命感，她不想拍出一个完全的乌托邦，亦不想教唆性别对立，她只是极力地呈现真实。

又有声音说了，“《我的姐姐》的结局和前面的表达是割裂的”，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

女留意：假设标定的显现和测力机显现差值比拟大时性电影需要把太多矛盾的东西放进来呈现给大家看，这是很危险的。

从结局来说，安然牵着弟弟跑出领养人的家庭，跑到了一个明亮的草地，安然第一次在剧里穿了裙子，两个人踢皮球，最后抱在一起，切姐姐痛哭的特写。这是一个虚幻又真实的结局。

安然的内心，两个人物的关系，和前面的每一块都能对上。即使得到了姑妈的支持，即使领养家庭很好，即使她已经卖了房准备飞往北京，但这一刻，家庭羁绊与个人追求，伦理困境与个人困境，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形成割裂感的原因在于，电影从得到姑妈支持那场戏开始，再一直往后的情节引导都是安然会放弃弟弟，只身一人去北京，但最后的结局似乎是安然没有去北京，这就显得有些割裂。且，在后半段的引导中，观众渴望“理想结局”的心情已经远远大过了对安然本身、或者说这件事本身的关注。因此这件事即使艰难，但如果安然没有办法做出这个“现代女性”的决定，这部电影则“毫无意义”。

这样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

戴锦华在谈到女性电影时说到，当我们承认人类似乎在进步，但性别平等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怎么在沾了铜臭味的电影工业当中完成女性叙述？一个最不可深究的东西是情节，一个最不可确认的东西是叙事逻辑，或者说支撑叙事逻辑的现实幻觉是最不可追问的，一旦追问影片就坍塌了。情节是什么？情节是因果链条。支撑因果链条，使因果链条成为可信的是什么？是常识系统。支撑常识系统的是什么？是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一部女性电影不可能拥有一个让观众都接受的、天衣无缝的情节。电影站在困境和矛盾的沟壑之上，完成了某种女性自我的叙述与书写。且不论是否完美，都已经相当不容易。

就像编剧游晓颖说的那样，这“不是要指导任何人的生活”。“姐姐”最后应该如何选择，是属于每个个体的事。

结局就是每个人看到的那样。

女性题材电影获得主流认可了？

女性题材电影，从最初的极小众，走到了今天将近5亿的商业票房。并且，还有更多这类题材正在涌现。

如果说纯粹的女性主义电影，并不被市场所接受，现在似乎有一种类型杂糅的女性题材电影正在出现。

以前的《嘉年华》、《相爱相亲》都是关注女性困境的好作品，但它们没有被更广阔的受众所看见，声音势必微弱。但《我的姐姐》将青春、家庭伦理等诸多元素囊括进了这个题材，用了拥有一定主流认知度的实力演员，遂将女性困境推到了更广阔的受众面前，这是商业化语境带来的优势。

另一面，正如批判《我的姐姐》的那批受众说的，“浮于表面而又缺乏真诚”是在更多的这类电影涌现之前需要警惕的。

诸多女性题材与现实主义的紧密结合，意味着这个空间是很广大的。找准共情，认真关注女性困境，未来或许中小体量的女性题材电影，成为黑马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即将上映的《世间有她》，以及未来更多此类电影的出现，或许可以验证这一点。

总之，可喜的是，中国电影在喜剧、主旋律等题材类型泛滥同质之后，开始涌现女性题材等创作新方向，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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